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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汇八方

【声汇八方 – 庄迪澎博士 】向”动辄兴讼”的社会说不!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在首相任内以打压新闻自由恶名昭彰的马哈迪在这一天入禀法院,起诉首相兼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诽谤,索赔一亿五千万令吉。马哈迪提告,是因为安华在三月召开的人民公正党特大批评他在首相任内敛财。

不过,我们不必同情安华,一来他已贵为首相,处境比马哈迪有优势,二来自从希盟+巫统组成联合政府,他出任首相以来也勤于起诉政治对手:在2022年12月至2023年3月的短短三个月里,安华至少提起四次诽谤诉讼,起诉对象包括伊斯兰党霹雳州主席拉兹曼、吉打州务大臣山努西、国盟和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以及伊斯兰党本同国会议员阿旺哈欣。

希盟执政后,向政治对手提起诽谤诉讼并不手软。希盟在2018年5月9日的大选首次赢得联邦政权,同年10月至12月的三个月里,民主行动党元老级国会议员林吉祥、副秘书长(时任原产业部长)郭素沁和政治教育局主任(时任副国防部长)刘镇东分别起诉或准备起诉批评者诽谤,尤其是郭素沁和刘镇东向同一个起诉对象(马来联盟主席阿兹万丁)索取三千万令吉和两千万令吉赔偿金。

当时我就曾撰文批评林郭刘的诉讼行动,指出他们已是执政党成员,不缺管道和资源来反击批评,尤其是主要媒体都报道了他们的回应,足以厘清他们认为无理或毫无根据的指责,而他们也没有遭受实质伤害,提出巨额诽谤诉讼应能免则免。而且,以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执政党议员向政治对手提出诽谤告诉,诉辩双方从一开始就处于结构性不对等的位置。这种风气,必将产生寒蝉效应,而公民社会所受之影响会比政界所受之影响更大。

讨论诽谤官司,务必回顾马哈迪第一次首相任内制造的“巨额诽谤诉讼”恶业,因为有人善忘、有人选择性失忆,有人不懂历史。

1992年,与马哈迪私交甚笃的大亨陈志远起诉《马来西亚工业》(Malaysian Industry)杂志的业主、承印商、总编辑及撰稿人等七造诽谤,索讨两千万令吉的名誉损失赔偿,获高等法院裁决七答辩人合计赔偿一千万令吉,创下我国史上最高金额的诽谤赔偿金记录。

此后,陈志远通过其律师,即后来的“林甘短片”主角维卡纳伽林甘(V.K. Lingam)接连打了多场索讨巨额赔偿金的诽谤官司,起诉对象包括联合国特派司法独立专员巴南古马拉斯瓦米(Param Cumaraswamy)、律师公会秘书汤米托马斯(Tommy Thomas,希盟2018年执政后委任的总检察长)、经济学教授佐摩(Jomo K. S.,希盟执政后委任的元老理事会成员)、《亚洲华尔街日报》和本地报社,巨额诽谤诉讼蔚然成风,往后十年有超过88宗诽谤诉讼,索偿额合计高达72亿令吉。

马来西亚律师公会曾于2001年发表《诽谤法律对言论自由之影响》(Report of the Bar Council on the Effect of Defamation Laws on Free Speech)报告书,指出马来西亚的诽谤赔偿金是共和联邦国家中最高,甚至可能也是全球最高。时至2001年,时任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莫哈末赛丁(Mohamed Dzaiddin Haji Abdullah)公开声明诽谤索偿太高,审案法官应检讨及限制赔偿金额,以及上诉庭在四个月后削减了一宗诽谤官司的赔偿金之后,“巨额诽谤诉讼”之风才缓和下来。

我批评希盟权贵动辄提出诽谤诉讼,有政治学者不以为然,曾在我面前以两个说法为希盟权贵辩解:(一)这是民事诽谤诉讼,不是刑事诽谤告诉,可以接受;(二)不实言论可能危害希盟权贵的人身安全。

这两个辩解理由,似是而非。虽然在民事诉讼中,被起诉者假使败诉不必遭受牢狱之灾,但是除非被起诉者家境富裕,否则应付诉讼的法律开支加上赔偿金额会是个沉重的负担。民主行动党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迎有国会议员津贴,又是个有能力赚钱的执业律师,被起诉诽谤败诉,法院判赔两百万令吉,尚且需要向公众募款,说明这点。此外,诽谤诉讼旷日费时,被起诉者得长期背负精神负担,可见没有牢狱之灾的风险,并不表示可以轻松以对。

这些人的遭遇,将产生杀鸡儆猴的效应,导致其他人噤声,即是所谓的寒蝉效应。

国人期许换政府是为了政治改革,如今应该认真想想:我们希望看到诽谤诉讼风潮死灰复燃,活在一个动辄兴讼的社会吗?

至于人身安全的疑虑,恐怕是危言耸听了。有人可能会说,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传播速度快,不实言论的伤害很大。然而,别忘了,权力精英同样能借助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第一时间澄清;而且,由于他们是当权者,各种媒体也会在第一时间竞相转发他们的回应。

以可能危害人身安全来为权贵的诽谤诉讼辩解,更是一种类似《1960年内安法令》和《2012年国安法》的“防范性扣留”的心态,仅凭假定会构成危险,即使实际上并无“明显而立即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先把人扣留了再说。

倘若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辩解理由能够成立,从前马哈迪和政府以“威胁国家安全”等理由援引《1960年内安法令》和《1948年煽动法令》扣留和起诉在野党从政者及异议分子,以及其他违反民主和法治精神的执法行动,也都是政治正确,无可厚非的了。

国人期许换政府是为了政治改革,如今应该认真想想:我们希望看到诽谤诉讼风潮死灰复燃,活在一个动辄兴讼的社会吗?

作者简介:

庄迪澎博士是在学与术两栖的传播学人,现任拉曼理工大学(TAR UMT)传播与创意产业学院传播学硕士课程主任,研究旨趣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长期观察马来西亚的传播法规、新闻自由、中文媒体和互联网媒体变迁。

本文乃作者观点,不代表《八度空间华语新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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