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又兴起一股反腐败运动，这次的反腐对象是医疗产业。之所以会兴起这一股医疗反腐运动，是因为许多民众都对医疗体制的高药价和各种高收费服务不满。
说起来，早在十多年前看病难、看病贵便成了普遍的社会话题，这是一个老问题。令人纳闷的事，为何拖到今天才兴起这一股医疗反腐运动。从性质上言，这是一个医疗产业市场化对公益化的矛盾，而背后的症结则是一个效率对公平以及服务对谋利的矛盾。在1980年代，还没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医疗体制基本上实现了医疗公平，只是进入1980代后，全球吹起了一股市场化的风潮，这个风潮也吹到了中国和马来西亚。
而中国在1990年代，也推动了住房和公共医疗的市场化运动，其结果之一就是：效率虽然可能提高了，可是却带出了医疗不公的问题。在中国，绝大部分的医疗资源都投入到公立医院，而公立医院主要是由地方政府经营和管理，管办合一。地方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负担，也积极响应市场化运动以便增加收入减少开支。其增收减支的方法便是提高各类服务的收费，特别是以药养医；这个以药养医的方法便成了贪污腐败的温床。许多医药公司，都采取不合法的方法向医院推销其药物，可想而知，其结果当然就是高药价使得普罗大众产生了看病难、看病贵的负担。
市场化的结果，使得医疗设备更齐全和精良，医务人员的待遇也提高了，只是其代价是普罗大众的负担也随着水涨船高，这就引起了民怨沸腾。说起来，中国的医疗产业是进步了，比如说医疗卫生支出在GTP的占比是约5%，每千人中有18名医生和39张病床。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很不错的成就，只是问题在于中国有13%的人口是65岁或以上，是个高龄少子化的国家。
在2022年，死亡人数甚至高过出生人数。作为一个老人国，医疗负担免不了会更为吃力。为此，医院便面对着庞大的增收减支的压力，而市场化的解决方案又成了贪污腐败的温床，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因此，周期性的反复运动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对策。毕竟，公立医院也不再完全求公，而是公中有私；也就是，既要为人民服务也要追求利润。
就大马而言，大马的医疗卫生支出在GTP的占比是约3.5%，每千人中大约有15名医生和19张病床。目前，也有约140多间公立综合医院和约250多间私人医院，政府诊所有约3千间，私人诊所有约4千多间。与中国比较，大马医疗的特色是公共医疗卫生和公共教育一样，全归中央政府统一经营和管理，药物也由中央集中采购，而且大马的人口中有约7%是65岁或以上，比中国13%低的多，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政府对医疗卫生的财政负担，尽管如此，人民对医疗卫生的需求还是很高的；这一点，可从政府医院每天都人满为患看得出来。
在大马，医疗卫生的经营是政府归政府，私人的归私人，也就是说公益和市场的分类是明确的，这就解决了公平对效率的矛盾。中低收入阶层，可以选择到政府医院去看病就医，而中高收入层则可以选择到市场提供的私立医院去看病就医。在大马整体而言，中央政府对公立医院和诊所的财政支出是足够的，而且除了少数的企业化医院，如马大和国民大学医院外，基本上是医药不分的；也就是说，病人只需要付1令吉（普通科）或5令吉（专科）便可看病，60岁或以上可免收挂号费，而且可以获得充分的免费药物供应。因此，大马就没有中国那种以药养医的问题，也大大的减低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医疗负担，让人民看得起病也吃得起药。
整体上言，大马对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是处理的比较好的，因为公立医院和诊所做到了健康公平，而私立医院和诊所又为人民提供了额外的选择。只是，随着人口的逐渐老化和石油收入在政府收入的占比逐渐下跌，有朝一日大马也可能会面对同样的公益化对市场化的矛盾。
作者简介：
孙和声1955年生于霹雳江沙，祖籍潮州普宁县。小学就读于江沙崇华小学，由于大水灾转入霹雳和丰兴中国民型小学与中学。曾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国际贸易学习及到日本学习日语。1990年回国在日资公司当译员和公司顾问。现为退休人士，居巴生，为巴生滨华老友联谊会时事讲座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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