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农粮部提供的数据，国内鸡肉和鸡蛋的生产量早已达到自供自给的水平，甚至还能出口到其他国家，但自从新冠疫情、俄乌战争接连爆发以来，严重扰乱全球粮食供应链，进而导致包括小麦和玉米在内谷物生产和出口一度中断，引发国际供需紧张。
而玉米作为肉鸡饲料的主要配方，供应链短缺或价格上涨，都会直接影响养鸡成本。
为了确保鸡肉和蛋有足够的供应且价格稳定，政府自去年2月起，便多次延长鸡只统制价格，同年6月份，还一度禁止生鸡出口，干预市场供应。
补贴过程繁琐复杂 顶价屡延长负担加剧
本地禽畜业专家拿督郑亚吉和拿督黄俊仪，在接受《财经十四行》访问时坦言，肉鸡和蛋的顶价期限多次延长，业者想要申请补贴也难获审批，加上津贴发放缓慢或不到位，都导致营运成本负担加重。
郑亚吉表明，政府长期管制鸡肉和蛋的市场售价，导致业者被迫自行吸纳多余的成本，都让农友深感生意难做。
“很多年前，顶价(机制)至多在大节日里执行，比如开斋节、农历新年，顶多就一个礼拜的事情，我觉得农友还可以帮忙消化(成本)，我觉得也是农友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后来这个政策变成年头到年尾，那么不赚钱的生意，谁来做？”
黄俊仪则认为，虽然政府有给予补贴，但对业者来说太少了，帮助并不大。
“当有顶价的时候，就开始触碰到农民的生产，所以你给补贴不够的话，农民就会蒙亏。”
“去年9月，政府只提供2仙或3仙的津贴给蛋农，但是生产成本超过补贴价钱，农民唯有减产，本来我的蛋鸡是生到80多个礼拜的，之后我就不要生产了，因为再生产下去是亏本的，所以造成今年头的鸡蛋不够。”
供需平衡售价自然趋稳 不应靠补贴稳市场
两位受访者也异口同声表示，肉鸡和蛋的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不是单靠补贴来稳定价格；只要有利可图，业者自然愿意提高生产量，售价也会随着供需达成平衡变得稳定。
郑亚吉认为，政府与其干预市场供应，倒不如为禽畜业者提供更好的环境，协助增加产量。
“可以的话，提供我们很好的环境，我们是做得更加好，(政府)来干涉我们，导致卖不到价钱，结果(鸡蛋)就缺货了，之后又把苗头指向是我们的问题。”
黄俊仪随后补充说，津贴方案不能长期落实，否则会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和投资。
“我觉得应该让市场来决定价格，好过去做一些调和；从今年10月开始，鸡肉津贴取消了，很多人以为没有了统制价格，鸡肉会涨价，但价格反而下跌了。”
官方管制多无准绳 城市化发展毁禽畜业
除了顶价机制，禽畜业者也面对土地使用限制、申请规划准证(kebenaran merancang)不获批准的挑战。
养鸡和养猪场一般设立在偏远地区，但随着城市化发展不断扩张，城市外围地段陆续被圈中为发展用途，造成许多养殖场被迫搬迁或暂停营业。
黄俊仪透露，无论是养鸡，还是涉及农业领域，通常都隶属于土地局规管，但现在整个县属纳入了地方政府管辖。
“土地局同意养鸡、种菜，你就可以去做，但现在不行，整个县属于地方政府。”
“当县议会开始管制的时候，它讲说你没有注册、没有拿到批准信来做这个(养殖)活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规划准证只提供给住宅和工业，却没有农业的。农业是要沿用工业还是住宅的条款，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
极端受访处理争议 应物色地方供畜牧
郑亚吉提到，传统的饲养方式很容易造成臭味、苍蝇为患等环境问题，部分养殖场太靠近住宅区，引发社区争议；地方政府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更新业者养殖场执照。
不过，很多养鸡和养猪场是几十年祖辈传下来的生意，这对农友们来说有欠公平。
“这个行业已经是从上一代传给新一代，三十几年的过程，地区发展已经慢慢靠近饲养地方，就造成了环境问题，比如鸡粪的味道、苍蝇，可是要追根究底的话，是谁先到那个地方？”
“农友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再更新他们的执照，因为城市发展和居民越来越靠近养殖场，他们不能够更新执照，那是谁的错？”
“政府应该要有长远的打算，可能物色一个更适合的地方，让业者更安心地养殖，可是国家却从来没有这种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