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5月21日是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与发展日。时评人、思特雅大学（UCSI）建筑系讲师达祖丁拉斯迪教授（Tajuddin Rasdi）敦促政府重新检讨国家文化定义，以反映我国的多样性，并平等对待各项文化。
达祖丁表示，重新定义国家文化能够协助国家摆脱过去的阴影。
1971年举办的国家文化大会制定的国家文化政策（NCP）概述”马来西亚文化”的三个条件，即必须以马来文化为基础、其他文化可接受的适当元素，以及视伊斯兰教为重要组成部分。
达祖丁回忆说，在1969年5月13日的五一三种族骚乱事件之后，出席国家文化大会的非巫裔并不多。
“我认为这是源头，我对此没有异议，因为这是历史。历史源于对特定情况的反应。”
不过，他向网络媒体《自由今日大马》指出，我国人民需要摆脱过去，而新一代也需要有自己身份的尊严，因此我国政府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的国家文化定义，同时平等对待所有文化。
他说，虽然国家文化政策从未在宪报上颁布，但却被批评是加剧种族紧张关系的原因。
国家文化政策也经常被用来压抑非巫裔文化，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禁止舞狮和在学校推广其他非巫裔文化。
另外，202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将我国评为跨文化对话指数（ICDI）最低的国家之一，得分为0.35分，满分为1分。
伊斯兰凌驾于文化概念
达祖丁也表示，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期间伊斯兰思想的强化，以及退休的巫裔中产阶级的增长，以及变得越加虔诚，都可能是导致有关得分较低的原因。
“伊斯兰教变得越来越大，它吞没了文化的概念。我没有说这是对还是错。我是说，这就是穆斯林和马来人（对文化概念）的反应。”
“（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马来文化的东西，除非它与伊斯兰教有关。马来人和其他人之间缺乏文化对话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他说，一些马来艺术，如皮影戏和玛蓉表演（Mak Yong）也被宗教当局视为”非伊斯兰”。玛蓉是传统马来戏曲，结合了唱、舞、演、宾白、音乐演奏、插科打诨等表演艺术。
达祖丁补充说，目前的政治形势也加剧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社群的沟通鸿沟，因为宗教课题已经成为政治人物捞取廉价政治资本的”炒作点”！
他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宣导穆斯林神职人员，让他们了解其他文明的艺术、文化和语言，因为他们对公众舆论有很大的影响。
“伊斯兰教应该能够与华裔和印裔文化共存，但有些事情你可能需要修改。这并不意味着吞噬他人的文化。”
“如果你能教导他们艺术、文化和世界文明，重新培训那些写布道的神职人员，我们就能根除种族政治，因为伊斯兰教不应该是种族主义的。”
跨文化对话每天都在发生
不过，文化组织Pusaka创始人邱武英（Eddin Khoo）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指数并没有真实反映出我国的文化多样性。
“在马来西亚人的生活中，跨文化对话每天都在发生，而且现在的跨文化婚姻甚至比以前更多了。”
“至于正式的跨文化对话，并不是没有发生，只是没有效果。”
邱武英也提到Pusaka致力于提倡本地多元的文化表演，比如潮州木偶戏、印度乐器演奏乌鲁米梅鲁姆（Urumee Melum）和印波诺罗戈狮头面具舞（Reog Ponorogo）等。
他说马来西亚人应该明白，这个国家属于高度融合的”离散文化”。
“马来西亚也是安顿下来的地方。为何我们会忘了这一点？不要假装或认同（这里）根本就不存在的（文化）清教主义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