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2日是汶川大地震15周年，中国媒体对此纪念日的报道并不多。网上流传着一支时长6分钟的微纪录片《汶川.重生》，是当年亲历者合拍，用镜头记录下日常生活与浴火重生的经历。去年，有另一支12分钟有关汶川地震的视频，备受瞩目。可是焦点不是亲历者，而是那些奔赴灾区的调查记者。此视频题为 “14年前报道汶川地震的记者，为啥都转型了？”，至今收获131.1万点击率，5.8万个点赞。
该视频作者是B站UP主“丧心病狂周公子”（以下简称周公子）。自称是前中国调查记者的他，道出了当年汶川地震调查记者们冒着生命危险，徒步攀山进入震中不为之知的一面。他肯定这些“不要命、不惜死的傻记者”写出灾难报道的辛劳与努力，并称汶川地震公认最好的新闻报道是《南方周末》的《汶川九歌》及《中国青年报》的《回家》。当年，《南方周末》派了十几个记者赶赴灾区，第三天便刊出一期号外，《财经》杂志亦刊出一份长达12页的调查报道，用冷静的语言和可靠的事实，追问天灾背后是否有“人祸”的存在。有记者认为，2008年是一个媒体盛世的开端，却没想到是一个顶峰，从此之后这个行业顺流而下，调查记者纷纷转行做公关。故此，周公子感慨道：
“（这之后）以至于在丰县事件（铁链女）沸反盈天、真相晦暗不明的时候，竟然没有一篇镇得住场子的调查报道，两个云南的老师铁木和马萨，一个在昆明卖啤酒，一个在大理卖茶叶，他们按耐不住，放下生意就冲进大山之中，写了一篇调查报道。这样的调查报道放在十年前，只不过是一篇普通的调查报道而已。但在万马齐喑的当下，它竟然成了唯一的一个。在这样一个只以财富和流量衡量价值的时代，我们正在承受调查记者消亡的代价。”【注一】
周公子在该视频里，把调查记者转行归因于“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因、记者工资太低及传统媒体受新媒体冲击的问题。他在视频里引述一名辞职的调查记者赵佳月的话说：“10年光景，调查新闻几乎完全消失。一个个鲜活、紧迫和惨烈的现场，都消失在自媒体夜夜笙歌的10w+里。”
回顾过去，90年代这一时期的《南方周末》成为报纸新闻调查的王牌。2003年，《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王雷的调查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注二】刊载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最终积极推动了政府颁布新法规，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用了半年多时间，历经艰辛发表了《的哥的姐怨声载道——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注三】，披露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引起社会强烈关注。2010年成立的财新传媒，在法治、政经等领域连续推出一系列富有影响的调查报道，被称为中国深度报道的标杆。《新京报》记者陈杰做了很多关于环境问题的重大事件影像调查报道。这些报道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要求整改的批示，并由国务院督办，直至将问题全面或部分解决。其他主流都市报、中央级报纸、专业财经类报纸和杂志周刊，也纷纷加入调查报道行列，它们包括《华商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新华每日电讯》的“新华视点”、《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等等。
中国调查报道产生的语境与西方国家不同。在西方，媒体被视为第四权，调查报道发挥了媒体的“看门狗”（watchdog）的功能，记者透过舆论监督，迫使政府和权势者负责，并为弱势者发声，维护民主制度健全发展。不过，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系高级讲师童静蓉（Jingrong Tong）认为，中国的调查报道与民主的关联不大，它在历史和文化脉络下具有本身的哲学原理，主要源自于三大传统：首先，儒家知识份子肩负起救国救民使命的传统；二、晚清时期梁启超、康有为提倡的自由新闻学（liberal journalism）的传统；三、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为中国式的调查报道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注四】
童静蓉在书中说道，当时，共产党赞同儒家的批评思想，认为批评是系统间自我完善和自我纠正的有效措施，并认为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的内部矛盾。在1945年“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优良传统，通过第7届全国人大会议，写入新党章。梁启超倡议的“提供政治批评和媒体监督”，也被党继承了。就新闻的功能而言，共产党吸收了梁启超在二十世纪提倡的报纸和记者应该代表人民监督政府的观点，因此否定了来自西方的新闻自由概念。1987年和1989年，党进一步解说报纸和记者在监督和提供政治批评的角色，为党提供建设性的批评。
在此背景下，造就了央视两大王牌节目《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的崛起，它们比报纸的调查报道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大。1994年《焦点访谈》开创了电视评述式深度报道先河，成为中国媒介开展舆论监督的典范，亦成为了老百姓的“焦青天”；1996年，央视参照美国CBS著名的60分钟栏目推出《新闻调查》，该栏目于2000年定位于“探索事实真相”，并以记者中心制、出镜记者、“剥笋式”调查等节目形态确立了电视调查报道的样本。
90年代中后期的调查报道呈现出 “北央视，南周末”的典型格局：焦点访谈式和南方周末式。前者是一种自上而下、权威型监督，是行政权力监督职能的延伸，是一种行政系统的“治理技术”，即领导监督、权力监督。对象多为市县级地方政府，透过暗访节目播出后引起中央领导重视和批示。后者则是省级党报旗下的一张处级子报，没有“中央级”的行政权威，是一种由内向外的草根型监督。其监督的内在动力来源于一批职业报人、流浪记者的社会责任和良心勇气，而非领导的关注或高层授权。监督手段则主打揭黑的调查报道。“南方周末”式舆论监督的典型特征是“主打异地监督，本地监督缺位”，重点关注非广东省的社会民生、官员腐败等负面题材。【注五】
调查报道在中国大陆又被称为深度报道，中国学者们比较认可将深度报道当成一种报道文体，包括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三种类型。《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曾说过，电视栏目以《新闻调查》为名，并不意味着他们做的节目都是调查报道，“有大量节目使用了调查求证手法，而调查报道，只是调查节目中的一个部分，它就是揭露黑幕和内幕，就是一个独立调查，并且这个调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新闻调查》的选题主要分为四大类：主题性调查、舆情性调查、事件性调查和内幕性调查，学者段勃认为在这四种选题中只有内幕性调查，才符合西方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其他三种选题的大量存在，让人质疑《新闻调查》是否属于“调查报道”？。【注六】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焦点访谈》，其定位是“不可能回避社会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在进行负面报道时要“硬焦点、软着陆”，“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概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 【注七】
由此可见，《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对于调查报道的定义，更多的是从报道方式和传播效果上去界定，与西方新闻界的调查报道定义并不相同。西方把调查报道视为“一种有系统化的质询、深度的原创报道。它必须是从假设开始，分析公开文件和数据，以揭露秘密或被隐瞒事情，让人们关注社会正义和令权贵问责” （全球深度报道网对调查报道的定义）。美国调查记者与编辑协会对调查报道也给出类似的界定：调查报道是记者因自主驱动而投入进行，这些题材内容有一定的重要性，并关乎到一些企图隐藏秘密的个人与组织。
中国知名学者张志安认为，如何界定深度报道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握深度报道的核心价值，即超越表层的事实，接近深层的真相。在新闻报道中，常被提及的新闻要素有5个W和1个H：即who（何人）, what（何事）， when（何时）， where（何地）， why（何故，原因） 和how（如何，怎么样）。不论是调查报道抑或深度报道，关注揭示的是“原因”和“怎么样”。这两个新闻元素，正是调查报道与深度报道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注一】周公子（2022）。《14年前报道汶川地震的记者，为啥都转型了？》。B站 https://tinyurl.com/272vch8e
【注二】陈峰、王雷（2003）。《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南方都市报 https://tinyurl.com/2nc38n3m
【注三】王克勤（2005）。《的哥的姐怨声载道–揭开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中国经济时报 https://tinyurl.com/bdt3ux45
【注四】Jingrong Tong（2011），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Journalism, Power, and Society，London: Continuum,p.11-30.
【注五】张志安(2015)。《深度报道：理论、实践与案例》。页40-51。2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注六】段勃（2010）。《调查性报道概论》。页111-114。北京：新华出版社。
【注七】CCTV-1《焦点访谈》栏目介绍https://tinyurl.com/3av4ykun
作者简介:
黄义忠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本科及菲律宾雅典耀大学新闻学硕士课程，曾任职于马来西亚华文报与电视台。赴华执教13年，一心想改变学生，最终发现上天其实是想要用这件事情来改变自己。虽离开媒体前线，仍然热爱调查报道、纪录片等非虚构创作及研究。坚信新闻是一种生活态度，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正如皮特.哈米尔（Pete Hamill）把新闻事业称为上帝的职业，因为没有其他工作能不断地提醒它的从业者，对人类的善、恶和愚蠢的能力以及人类无穷的弱点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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