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马统计局发表的 《2022大马生命统计》，大马的总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 F R) 已从1970年的4.9人下降到2022的1.6人。总生育率是指15-49岁生育年龄女性一生中所生的孩子数量。值得注意的是，生育率虽然已降到1.6人，可是不同族群与地区的生育率存在不同的差距。
其中，整体上言，马来族依然可保住2.1人的替代水平replacement level，也就是夫妇俩人，加上一位可能夭折的孩子。这是因为，虽然马来族的生育率也在下降，可是一些比较不发达的地区，如登嘉楼与吉兰丹的生育率个别是2.9人与2.7人，超过替代水平的2.1人；此外，沙巴的生育率也呈上升趋势。伸延之，比较不发达与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其生育率也高于比较发达与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这是一个具有一般性的现象而不仅限于马来西亚，如发达的西北欧国家都有生育率与死亡率偏低的现象。人口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前现代社会是高生高死（高生育率与高死亡率）并存；发展中的国家是高生低死，而发达国家则是低生低死，甚至是死亡率高于出生率，如，日本与2022年后的台湾、韩国与中国，便是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也就是说人口总数在减少，而不是增加。除非，国家出台大方奖励生育的政策，否则生育率偏低是难以逆转的，如法国与瑞典便能维持1.8人的生育率。
在大马的各族群中，华族与印族的生育率是最低的，只有0.8人远低于平均水平的1.6人。一个耐人深思的现象是为何收入水平高于土族的华印族，其生育率反而低于土族。如根据统计局2023年的资料，华族的个人中位数月均收入是RM4千，印族是RM2千五百，土族是RM2千2百。此外，华印族的城镇化程度高达90多%，远高于平均水平的75%。由于城镇生活费比较高，生活空间比较窄，生活压力自然也高于乡区。外加上，城镇人口一般上比较迟婚、迟育、优生优育、或选择不婚不育，其生育率自然会远低于乡区。
回顾历史，在1947年华族每一千人中，年均人口增长是44人，可到了1970年却跌落到30人，到了2000年再进一步下滑到22人，比1947年减少了一倍。在1970年与2000年，马来族则是每一千人个别增加36人与28人，虽然也呈现下跌趋势，但是其下跌幅度却低于华族。
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华族的总人口虽然也出现增长趋势，但是，其在总人口的占比却节节下跌。如在1957年，华族人口在国民人口的占比是37%（235万人）；1970年35%；1980年32%；1991年28%；2000年26%；2010年24%；2020年23%（691万人）；平均每十年占比降低2%。
其后果之一便是改变了城镇的人口生态。如根据统计局的资料，城镇居民中，在2020年土族占了62.2%（约1410万人）；华族28.6%（约640万人）；印族约8.1%（约180万人）；其他0.7%（约20万人）。换言之，在今天的大马，土族已占了城镇人口的大多数。值得一提的是，少子化与高龄化是一体两面的事，因此，华族也会比土族更早进入高龄化社会，也就是说有超过15%的人口的年龄超过60岁。
在1957年独立时，马来半岛的中马与南马的城镇人口，原本是华族占多数，今天已变成了少数。如在1957年，吉隆坡人口有36万，其中华族占了62%，马来族15%以及印族17%。可是到了2020年，吉隆坡人口虽然已增长到68万人，可是华族的占比已从62%下降到41%，许多中马与南马的城镇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据此而论，假设大马重划与增加选区，整体而言也将会是土族占多数的选区多过华族占多数的选区，如雪洲最大的国会选区万宜Bangi（约30万选民）便是土族占多数的选区。
因此，华族不应想当然的认为，重划与增加选区更有利于华族。
作者简介：
孙和声1955年生于霹雳江沙，祖籍潮州普宁县。小学就读于江沙崇华小学，由于大水灾转入霹雳和丰兴中国民型小学与中学。曾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国际贸易学习及到日本学习日语。1990年回国在日资公司当译员和公司顾问。现为退休人士，居巴生，为巴生滨华老友联谊会时事讲座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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